4月末的北京,阳光明媚,春意正浓。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迎来了她40岁生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于1990年4月28日隆重召开。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和离、退休干部职工500多人参加了大会。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主任余志华、副主任谢淑莲,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与何泽慧,化学所所长胡亚东等多位在京的出版委委员,国家科委、文化部、北京图书馆、中国科技情报所、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有关部门和单位,中科院各地区文献情报中心、院京区各研究所及研究所情报室的代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科技报》等新闻单位的记者等近百位领导和来宾出席了大会。
自有藏书以来,人们就开始了对藏书建设的研究,只是到了近现代,图书馆走向社会化以后,这一研究也随之社会化了,直至本世纪70年代,美国图书馆界才把藏书结构理论的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从藏书的“结构”和“比例”的两个方面来论述藏书建设理论研究的重要发展。
本文通过对45篇文献的调查认为,“情报”是“知识”和“载体”的二元结合体。作看从先进的认识论出发,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从情报的现象入手,分析情报的发生发展,解剖情报的结构及其内、容,寻找情报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发展规律,从而明确了情报的概念,正确地解答情报的定义,确立情报科学的归属、研究对象和情报工作的范围、内容。
本文从分析图书馆的消耗与成果入手,对图书馆工作评价的定量化进行了探讨,建立了综合效率指数的计算公式,提出了不同图书馆综合效率的一种比较方法,对进一步进行图书馆效率研究和开展图书馆工作评价有一定的帮助和启发。
五笔字型汉字索引法是对汉字索引方法的一次变革,它是采用汉字的拼形编码,并遵从人们的书写习惯顺序,以字根为基本单位来组成索引编码的一种方法。五笔字型汉字索引法分为单字索引法与词汇索引法两种。本文同时阐述了微型计算机在索引与检索中的应用。
科技事业的进步,图书事业的不断发展,要求图书管理工作必须改变传统的观念和传统的手工工作方式,采用新方法、新技术,以适应科技发展的快节奏,进而逐步实现图书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为此,1988年初,我馆开始利用微机对图书、资料进行管理工作的尝试,并且初见成效。一、基本步骤 1.分析馆藏,选定课题,制定微机管理总体內容。我馆是一个藏书(刊)为11万册且化学专业性很强的开架图书馆。管理人员12人中仅有1人为计算机专业人员;设备方面,只有一台IBMPC/AT机。由于人员、经费、设备、技术力量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能逐步实现用计算机管理图书馆的各项业务。
1.不必再争论是否可干情报有偿服务曾是我国图书馆界的一块冻土地,是一颗禁果。社会主义的图书馆是以无偿服务为荣的,在整个服务过程中若向读者收费就等于在搞资本主义,等于败坏了社会主义图书馆的名誉。因此在图书馆内谈论有偿服务和开展有偿服务是难以想象也难以让人接受的事情。然而经济化社会的到来,危机与希望同时撞击着图书馆的大门,许多观念改变了,人们开始踏上冻土地,开始吃禁果。1978～1986年,当国家还没有明文规定时,一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有识之士便率先开展了情报有偿服务。
图书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之一,是一种上层建筑,它为自己所在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并随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其具体的社会职能。但是,它的基本社会职能——收藏文献是不会改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图书馆收藏文献的内涵不断地充实、更新,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服务方式不断地变化,以适应各个社会统治阶级的不同需求,因而被赋予不同的社会职能。这种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职能,我们称之为图书馆的具体社会职能。我国西汉时期的图书馆及其社会职能,比较典型地说明了我国古代图书馆的基本社会职能、具体社会职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台湾地区的图书馆事业,自1945年以来经历了开创、成长、发展三个时期。当前在立法、组织与服务等方面有待于改进之处尚多,但国民党逃离大陆占据台湾时,随迁去大量的古籍善本等珍贵的图书文献,不仅弥补了台湾图书馆界的典藏空白,而且形成了某些重点馆的典藏特色。有关图书馆以此类国粹为基础,制定馆藏发展政策,着力于补充搜求,经过历年的采访、受赠、影印、复制,不断扩大了典藏内容,因此而自称为“汉学研究资源的重镇”,并进一步提出“为提升汉学研究而服务”。
1985年8月,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主持编辑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版发行了,为我国西文文献编目提供了统一标准的著录依据。《条例》出版后得到了全国图书馆的普遍采用。但由于编制时间仓促等原因,《条例》除所附的“更正”表外,还存在一些错误和不当之处,笔者通过对《条例》的初步学习,将其错误和不当之处综列数端并予以补正。一、添字添符号《条例》在进行规则说明的过程中,节外生枝地误添了一些字或符号,致使著录的错误或与规则说明毫不相干。
